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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的经济学 的博客

 
 
 

日志

 
 

米塞斯:《利润与亏损》(二)  

2010-03-18 17:35: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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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利润的谴责

 

 

1、经济学和利润的废除

那些把企业家利润鄙弃为“不劳而获”的人,暗含着:利润是一种不正当的利益,它要么是从劳动者那里扣留下来的,要么是从消费者那里扣除的,或者两者都扣留了。这就是所谓的“全部劳动生产的权利”和马克思主义者剥削学说的基本观点。可以说,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政府和当代的极大多数人认同这一观点,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足够慷慨大度地承认道:部分利润应该留给“剥削者”。

对伦理规范的合理性进行争论是无补于事的。伦理规范是源自于直觉的;是武断而主观的。没有任何可用的客观标准可供他们判断。最终的目的是由个人的价值判断来选定的。科学的探讨和逻辑的推理无法决定它们(指“最终的目的”)。如果一个人说:“不管我的行为后果如何,不管我要支付多大的代价,这就是我所乐意达致的目的”,那么没有人可以用什么论点来反驳他。但是问题是,以下这一点是否是真的:这个人打算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付出任何代价。如果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那么为这一论题的解释进行研讨就是可能的。

如果真的有人打算容忍废除利润的一切后果,而不管他们会受到多大损害,那么经济学就无法处理这个问题了。然而,实情并非如此。那些想要废除利润的人,是受着这个想头的指引:这种对利润的没收将会增进非企业家人士的物质福利。在他们心中,废除利润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达到某一明确目的的手段,目的就是,非企业家人士的富裕安康。使用这一手段是否真的能达到这一目的;使用这样的手段,会否带来一些其他的后果,而这些后果也许会让一些或者所有人感到,比起没有使用这一手段前的情况,现在的情势更加不受欢迎,这些问题就是经济学所要解释清楚的。

 

2、废除利润的后果

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而废除利润,这个想头要求道,企业家应该被强迫以不超过生产成本花费的价格卖出产品。由于卖出的所有物品,本来是可以获得利润的,但是这样的价格会低于潜在的市场价格,可用的供给会不足够,使得在这样一个价格下,愿意购买的所有人不能都获得该物品。由于最高价格限制的法令,市场不能正常运作。它无法分派产品给消费者。不得不被采用定量配给的制度了。

    为了雇员的利益而废除企业家的利润,这样的建议并不是旨在废除利润的。它是旨在从企业家手中夺取,再交给雇员手中。

在这样的方案下,企业家招损,而利润流向雇员。这样的安排很有可能会使得亏损增加,而利润变少。至少,利润中较大的部分会被消耗掉,而只有较小的部分会用于企业的再投资。没有资本可以用于新的生产链条的建立,也没有资本可以从那些本该消减的—服从顾客需求--生产链条转移到那些本该扩张的生产链条中。因为在某些特定的企业或者生产链条中所使用的资本在转移到其他的企业或者生产链条时,这样的安排会伤害到它们的利益。如果这样的方案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被采用了,那么这段时期中所完成的所有改革创新都会归于乌有。如果为了辩论起见,我们打算忽略关于资本积累的问题,我们仍然不得不要意识到,把利润给与雇员的话,一定会导致曾经一度获取的生产状况变得僵化刻板,而且会阻碍调整、改善和进步。

实际上,这样的方案会把所投入的资本所有权转移到雇员的手中。这就等同于工团主义的建立,且会产生工团主义的一切后果,这样一个体制中没有发起人或者改革者有勇气公开地提出主张、倡议。

这一问题的第三种解决办法就是,为了政府的利益而没收企业家赚得的所有利润。对利润征以百分之百的税就可以达到此一目的。这会把企业家转变成不负责任的工厂、作坊的管理员(译注:指对投资的盈亏的不在乎,可以参考米塞斯关于企业家和经理人员之间区别的论述)。他们不再屈从于购买公众的至高权力。只要他们乐意,他们将会变成那种有权力决定生产的人,

所有当代政府都没有采取彻底的社会主义,而是联合地使用着这三种政策方案。为了所谓消费者的利益,它们以各种价格控制的措施没收了一部分潜在的利润。根据工资决定的支付能力原则,他们费尽心思地支持着工会抢夺企业家的一部分利润。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力图以累进所得税的方式针对公司的收入征收特种营业税和“超额利润税”,为了政府的收入总是增大利润的部分。很容易看出,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很快就会成功地废除所有企业家的利润。

施用这些政策的共同影响已经在今天导致了混乱。最终的后果是,通过扫除企业家,社会主义将会完全实现。利润废除后,资本主义也无法幸存。正是利润与亏损迫使着资本家们利用他们的资本以最佳的可能服务着消费者们。正是利润与亏损使得那些能最佳满足公众的人在商业活动中变得至关重要。如果利润被废除,混乱将产生。

 

 

3、反对利润的理由

为了支持反利润政策而提出的所有理由,都是些错误解释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

商界巨头太过于有钱有势,太庞大了。为了他们自己的富足而滥用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是不负责任的暴君。企业的庞大本质上是一种罪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有些人坐拥百万而其他人却贫困如洗。少数人的富裕是大多数人贫困的成因。

这些热情四溢的控诉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的。商人们并非不负责任的暴君。恰恰是由于制造利润、避免亏损的必要性,使得消费者们对企业家保持着牢靠的控制权,逼使着他们服从于人们的意愿。一个公司变得很庞大,是因为它能够最好地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如果较大的企业无法比一个较小的企业更好地服务于人们,那么它就不可能长久庞大下去,因为要缩小规模。一个商人费尽心思地以增加他的利润来发财致富,这是没有任何危害的。在其身份作为一个商人时,商人的唯一目的是:争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巨额的利润是供应给消费者满意服务的明证。亏损是所犯下的错误的张本,是未能令人满意地履行企业家职能的证据。成功企业家的富裕并非任何人穷困的原因;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努力的话,消费者就得不到那么好的供应,成功企业家的富裕是这个事实的结果。经济落后国家的遍地赤贫并非是任何人的富裕所导致的;与此相关的是,他们的国家缺乏业已致富的企业家。那些平民百姓有着最高生活水平的国家里,有着最多数量的有钱的企业家。生产要素的控制权集中在那些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它们的人手中,这对所有人的物质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所有政府和政党都公然承认其政策目标,是为了阻止新的百万富翁的形成。如果这种政策在50年前就被美国采用了,那么工业生产的新物品的增长将会受到抑制。汽车、冰箱、收音机,和上百种虽不宏伟但却实用得多的创新也不会成为大多数美国家庭中的日常设备。

普通的工资赚取者认为,维持社会生产组织的运行、改善及产量的增加这一任务并不会比分派给他的相较简单的日常工作需要多点什么。他没有意识到,仅仅有千篇一律心身疲累是不足以致富的。如果没有凭借企业家的预见能力和资本家积累的资本并朝向最重要的目的的话,那么他们的辛勤刻苦的花费将是徒劳无益的。当美国的工人相信他的高生活水平归因于他自己的卓越才能时,他是大错特错的。比起西欧的工人来,他既不更刻苦,也不更有技能。他应把他较为优厚的收入归功于他的国家比欧洲较长时间的固守着“坎坷崎岖的个人主义”。美国比起德国来,晚了差不多4、50年才转向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他应该为此额手称庆。他的工资比世界其余地方的工人来得高,是因为美国的雇工所有的人均资本设备是最高的,也因为美国的企业家没有受到像其他地方他的同行那样多的阻手碍脚的管制的限制。美国较为繁荣富足,是新政(New Deal)没有在1900年或者1910年实行,而晚至1933年才实施的结果。

如果有人想研究欧洲经济落后的原因,那么以下的工作是很必要的:解释欧洲的各种各样的法律规章,它们阻碍了相当于美国的药品商店的建立,妨害了连锁商店、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和专卖店的发展。探究德意志帝国为保护传统手工业(Handwerk)的低效方法以对抗资本主义的行业竞争所做的努力,这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对奥地利的Gewerbepolitik的解释将会是更能说明问题的;这项政策源于(19世纪)80年代早期,旨在保存工业革命之前的旧有的经济结构。

对繁荣、文明和工资赚取者物质福利最严重的威胁是:工会工头们、“工会经济学家们”和理解力较低的工人阶层,他们无法意识到企业家在生产中履行的作用。这种理解力的低下可以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典型的表述。列宁看到的一切就是:生产所需要的除了劳动者的手工活和工程师的设计之外就是“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而这一任务是一个“武装工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的。由于这种会计和管理“被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的简化了”—它们成为极其简单的观察、记录和发布票据的活动—以至于,每一个能读会写、懂得基本四则运算的人都可以轻易胜任【3】。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评论了。

 

【3】V.I.Lenin,《国家与革命》(New York:Edition b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17),pp.83-84)。斜体字是列宁的(或者是共产主义译者的)。

 

 

 

4、平等的理由

在那些自命进步的政党和左派人士心中,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罪恶在于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他们的政策的终极目的是建立平等。温和派人士希冀逐步地实现这一目标;激进派打算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推翻来一蹴而就地达到此一目的。

然而,在谈到平等和激动地苛求着平等的实现时,没有人会主张缩减他自己的现时收入。在当代政治话语中,平等一词的使用,其意涵着某人的收入水平上升,绝非降低。它意味着得到更多,而不是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和较穷者分享。

如果美国的汽车工人、铁路工人或者排字员说到平等,他指的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没收股票和债券持有者的财产。他不会考虑和收入比他少的非技术工人分享财富。充其量,他也只考虑到全美国人民的平等。他毫不理会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人民会把平等的假定解释为全世界的平等而非一国之内的平等。

政治性的劳工运动和工会运动夸耀着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这种“国际主义”只不过是没有实质含义的修辞粉饰而已。在每一个平均工资率高于其他地区的国家里,工会为了阻止国外的“同志”和“兄弟”来和他们自己的成员进行竞争,他们主张施以不可逾越的移民障碍。比起欧洲国家的反移民法律,美利坚合众国的移民法实在是很温和的,因为它允许少量人数的移民。在大多数欧洲法律中,没有这样标准的定额。

为了一国内的收入平等而提出的所有理由都和为全世界平等而提出的理由一样(或较不那么)合情合理。一个美国的工人,对美国资本家的积蓄的要求权并不会比对国外资本家积蓄的要求权更为合理。一个通过服务消费者而赚取利润的人并没有全部消费掉他的资金,而是把利润中较大的份额对工业设备进行再投资,这并不能使任何人名正言顺地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剥夺这一资本。但是,如果有人非要坚持相反的观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地,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得某些人比另一些他人有更正当的权利去没收别人的财产。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这一断言:只有美国人有权利剥夺其他美国人的财产。美国商界的大亨是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移民到美国来的人的子孙。这些大亨的母国的人们声称着,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有权利夺取这些人财产。美国的激进派们大错特错地认为,他们的社会计划和其他国家的激进派的目的是同一的或者说是相容的。不是这样的。国外的激进派不会容许把他们所认为的特权地位让给美国人的(全球总人口中美国有不到百分之七)。美国激进派所呼吁的那种世界政府将会通过世界性的个人所得税,没收掉美国平均工资高过中国或者印度平均收入之上的所有剩余。对这一说法质疑的人,在和亚洲的知识分子领袖做一次深谈之后将会疑虑尽释。如果英国共党政府为抵抗没收油井而提出了反对,那么几乎没有哪个伊朗人会把这当成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精神最为反动的表现。实际上,今天的政府,只有在它们预期几年后外来资本会有更多流入以供没收更大数量的资本时,它们才会避免没收—通过外汇管制、差别税和类似的措施--掉这些外来资本。

国际资本市场的瓦解是我们这一时代反对利润心境的最重要的一个后果。然而,不那么糟糕的事实是:世界上大部分人以艳羡、仇恨、敌意的眼光看待美国(不仅仅只是美国的资本家们也包括美国的工人);这种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义所挑起的仇恨情绪和他们对待本国的资本家是如出一辙的。

 

 

 

5、共产主义和贫困

处理政治纲领及政治运动惯用的方法是:通过暗示出,那些欲求不满的人的处境及可以通过这些纲领的实现以达到他们所欲的目的来为自己的政治要义做辩护。

然而,唯一紧要的事情是,该纲领是否适合其所要达到的目的。糟糕的计划和差的政策也许永远得不到解释,更别说指出其创作者及支持者的令人不满的状况来为其证明了。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消除或者缓解他们旨在更正的弊病。

然而,几乎所有当代人都在反复地宣称着:如果你想成功地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那么你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自由放任的政策恰恰是以人民更加繁荣富裕为目标的。但是,只要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措施流毒弥甚的话,它就无法成功。

在极短时期内,通过没收企业家、资本家,并分发没收财产,一部分人的状况确实可以得到改善。然而,这种掠夺—甚至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被描述成“暴虐的”和“经济上不足的、站不住脚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很快地会降低所有人的生活状况,挫伤着企业家和资本家创造更大繁荣的努力之心。一时痛快(也即是最短期内)不会长久,会很快

(也即,在长期中)产生最有害的结果。

历史学家错误地把纳粹的兴起归因于真实的或虚构的德国人民的困苦逆境。德国人几乎是全体一致地支持希特勒的“不可变更”的二十五条党纲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他们所认为的令人不满的境况,而是他们预期这一纲领的实行将会消除他们的怨声,会使得他们更加幸福。他们转向纳粹的怀抱是因为他们缺乏常识和理解力。他们不够明智,无法预见到最后纳粹必然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比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世界绝大多数人是极度穷困的。然而,这种穷困并不能解释他们倾向于采纳共产主义纲领的行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被中烧的妒火蒙蔽了双眼、无知、太过愚昧以至于不能正确地意识到他们困苦的原因。只有一个手段可以改善他们的物质福利状况,那就是,使他们确信,只有资本主义可以使得他们更为富足。

对抗共产主义最糟糕的方法是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收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的人对它的印象是:只有美国对利润制度的保存有兴趣,而他们自己则希求着共产主义的政权。他们认为美国求助于他们是因为美国人民良心坏透。他们虽然把美国人的钱放入口袋,心里的同情却是向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国人的援助可以使得他们的政府部分地掩盖采纳社会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灾难。

贫困并非社会主义的起源,社会主义是由欺骗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先入之见带来的。大多数当代人—他们没有研习过经济学—事先地就把经济学的全部教义斥之为先验的废话。他们坚持道,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但是,有什么经验可以支持得了社会主义呢?

社会主义者会反驳道:然而,资本主义产生了贫困呀;看看印度和中国吧!这样的反驳理由是徒劳无用的。印度和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资本主义。它们的贫困是没有资本主义的结果。

在这些国家和其他的经济不发达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没有采纳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却借由国外的资本主义的成果而获得利益。欧洲和近几年来的美国的资本家们在他们的国家投下了资本,由此提高了劳动边际生产力和工资率。同时,这些人从国外引入了对抗流行传染病的方法,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药品。结果是,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得到了相当的降低。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平均寿命的延长部分地由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而抵消了。由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人均投入的资本持续地增长着。结果导致进步的繁荣昌盛。在那些没有转向资本主义体制却享受着资本主义果实的国家里,情况却是迥然不同的。在那些国家里,人口的出生率完全没有下降,或者下降的程度不足以使得人均资本量上升。他们的政策阻碍了国外的资本输入和本国内资本的积累。高出生率、资本财并没有增长,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的后果当然是越来越多的贫困。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增进人们的物质福利,那就是加快资本积累相对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精神上的探求—不管它怎样狡辩—也不能更改这一事实。不管这些政策所要追寻的是什么,它们不仅没有达到其所希求的目的,反而严重地损害了境况,这是百口莫辩的。

 

 

 

6、道德上对利润动机的谴责

利润问题一被提及,人们就从行为学的领域转到了伦理上价值判断的领域。于是,每个人都在圣徒与苦行者的光环里自豪、陶醉着。他是不在乎钱财和物质福利的。他尽其所能无私地服务于他的同胞们。比起物质财富来,他是在为更高尚的东西而奋斗。谢天谢地,他不是那些自私自利的投机者中的一员。

商人们是该死的,因为在他们心中唯一的事情就是成功。然而,每一个人—毫无列外地—都在为着特定的目的而行为。除了成功之外就是失败了,而没有人是愿意失败的。人天性的本质就是,有意识地谋求着以较为满意的状况来代替较不满意的状况。把正派、体面的人与恶棍区别开来的是他们所设定的不同的目标,和他们为达到目的而选取的不同的手段。然而,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都想要成功。逻辑上是不可能把那些以成功为目的的人和不以成功为目的的人区别开来的。

几乎每一个人都旨在改善他的物质生活状况。对于农民、工人、职员、教师、医生、大臣以及许多其他的尽可能赚取更多的钱的职业,舆论是不敢责难他们所作出的努力的。但是舆论却因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贪婪而责备他们。当消费者们良心上毫无顾忌地享受着所有商业中的货物时,他们却尖锐地谴责着这些物品供货商的自私自利。他没有意识到,正是他自己抢购这些货物的行为才产生了卖家的利润。

普通的人也没有理解到,为了指导商业活动进入那些可以最好地服务于他的渠道中,利润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利润的唯一作用就是可以使得得到利润的人消费更多。他未能了解到,利润的主要作用是把对生产要素的控制权转送到那些知道为了他(消费者)的目的而最佳地使用它们的人手中。他并不会—正如他们所想的--放弃成为没有任何道德顾虑的企业家的机会。他之所以采取更为中庸的立场是因为他缺乏成为企业家的才能,或者,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他的兴趣驱使着他进入其他的职业生涯。

人类应该对这些杰出的人满怀感激,他们放弃科学的热情、放弃了人道主义的关怀、放弃了宗教的信仰,奉献了他们的生命、健康和财富以服务于他的同胞们。然而,庸碌之辈在把他自己和医疗X光应用的开创者(或者那些照料人们免受瘟疫荼毒的人)之间进行比较的时候,庸人玩弄着自欺欺人的把戏。一个普通的医生选择了医疗事业,而没有选择预期中可以达到收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可观的收入,这并不是什么忘我精神。

在交易可以容忍地程度下,每一个人都渴望着尽可能高地把自己提供的服务和成果卖出高价来。在这方面,工人们(不管他们有否组成工会)、部长和教师与另一面的企业家们是并无二致的。他们谁也没有资格像圣徒Francis d’Assisi那样说教。

除了由社会协作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外,没有任何其他判断什么是道德上好的、什么是道德坏的标准。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假设情况下的)个体在行为时,除了他自己的福利之外不会考虑任何其他的事情。社会中的人在其全部的行为中,必须避免自己陷溺于那些会危害到社会合作体系平稳运作的行为。在服从道德规律的时候,人并不用为了与其有关的虚构出来的更高意义上的实体而做出牺牲,不管这一实体是叫做阶级、国家、民族、种族还是人类。为了最佳地服务于他的—被正确理解的或者长期的—利益,他会克制住本能的冲动、欲望、贪婪,这些短期内他所关心的东西。他放弃即刻能够得到的芝麻,以免自己错过了稍后的大西瓜。(He forgoes a small gain that he could reap instantly lest he miss a greater but later satisfaction。)因为,人类所有力图达到的目的—不管这些目的是什么—都要受到社会纽带和人际合作的存续及进一步发展的制约。那些增进了社会合作和使得更多人得以存活、并且享受到更高生活水平的不可获取的手段在道德上是善的,也是社会上可取的。那些把这一原理拒斥为非基督徒的人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章句:“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译注,此句引自《圣经》“出埃及记20:12”)无疑地,他们无法否认资本主义使得人们的寿命比前资本主义时代更长。

没有任何理由使得资本家和企业家们耻于赚取利润。非常可笑的是,有些人试图以这样的宣称来为美国的资本主义辩护:“美国商业的历程是不错的;利润并没有太高”。企业家的职责就是赚取利润;高额的利润是他们良好地履行了他们移除生产失调这一任务的明证。

当然,通常资本家和企业家不是圣徒,在舍己为人的美德方面并不优于他人。但是,他们的批评者们也不是什么圣徒。对圣徒们伟大的自我抹杀精神,我们毫无冒犯,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事实是:如果这个地球上全部居住着对物质福利的追求毫不感兴趣的人,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沦落到相当荒凉惨淡的境地。

 

 

 

7、静止的心智

一般人缺乏想象力,无法认识到生活境况和行为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就他所见的,构成其福利的外在客体是没有变化的。他的世界观是静止不动的。这种世界观所反映的是一个滞碍不动的外在环境。他不了解不同于现在的过去,也不懂得关于未来事相的不确定。由于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不确定,他完全无法构想出企业家的功能。像小孩子那样,父母给啥他就要啥,丝毫不过问任何问题,他也是如此取得生意场上提供给他的物品的。他没有认识到为了供应给他货物而需要作出的所有努力。他不理资本积累的作用,也不顾企业家作出判断的作用。他仅仅是想当然地认为,有张魔法的桌子一瞬间突然盛满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

这种心态正是流行的社会化观念所反映出来的。一旦寄生虫般的资本家和企业家被驱逐殆尽,他就可得到所有他过去消费过的东西。每个人从这样的分配(指瓜分资本家、企业家的财富)中—如果他可以这样做的话--获得的收入的增额被诡异地过高估计了,这样的想头不过是个较小的错误。更加要命的事情是,这种观点假设着,他们此前所生产的财货的各种生产线,从社会化那一刻开始唯一需要做的只是继续下去。每时每刻重新调整生产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半吊子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领会到:如果50年前就社会化的话,那么今天可供社会化的生产结构将会大大不同于现在存在的结构。他丝毫不去思考一下,为了产生最好的服务而反复地改变生意业务所需要作出的巨大努力。

外行人无力领会到对生产事务进行指挥的本质要点所在,这一点不只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才体现出来。这一情况遍布于当代伪经济学的所有成果之中。

均匀轮转经济这一想象的建构是经济学思考中必不可少的心智工具。为了构想出利润与亏损的作用,经济学家构造出一幅假设的—然而却是不真实的—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势的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明日和今日没有任何不同,结果是,不会出现失调,生意事务的管理也就无需任何改变。在这样的想象出来的结构的框架中,没有企业家也没有企业家利润和亏损。轮盘自发地像它过去那样转动着。然而,人们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真实世界绝不会像这种心智中权益而用的假设世界那样。

今天,数理经济学家们的主要的缺点在于,他们在处理均匀轮转经济—他们称之为静止的状态--时,就好像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东西。经济学必须用数学方法处理,这样的谬误先入为主了,他们把努力专注于对静止状态的分析,这样的静态中当然可以由联立微分方程来描述。然而,这种数学的处理实际上完全回避了真正的经济问题。他们没有给人的行为和生产问题的理解增加任何东西,却任凭自己陷溺在完全没用的数学游戏之中。这导致了一种误解,彷佛经济学主要感兴趣的是对静态的分析。它把一种仅仅起辅助作用的思想工具和现实搞混了。

由于数理经济学家的偏见,使得他们是如此盲目,以至于根本未能看到经济学的任务所在。他急切地向我们显示,在静止条件下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然而静止状态是无法实现的(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这仅仅等同于断言:在一个无法实现的世界里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这一极有价值的(过去几百年间成千上百位学者共同劳动所得的)结论,在所有大学里被教授,在多如牛毛的教科书、专著和大量的所谓的科学杂志中被刊载着。没有静态经济这样一个东西。专注于这种静态概念和静态均衡,从中得出的所有结论对于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的描述丝毫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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