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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的经济学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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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利润与亏损》(一)  

2010-03-18 17:33: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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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与亏损》  

米塞斯        李松 译

第一章  利润与亏损的经济学性质

1、  利润与亏损的出现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中,企业家决定着生产的过程。这一功能的执行时,他们无条件地、完全地服从于购买公众—消费者—的主权。如果他们无法以最便宜和最好的可能方式生产那些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商品,他们就横遭亏损,并最终从企业家这一阵营中淘汰出局。其他的那些知道更好服务消费者的人,将会取代他们。

如果所有人都正确地预测到未来的市场情况,那么企业家们既不会赚得利润也不会遭受亏损。他们不得不以购买那一刻就完全反映将来成品价格的价格去购买生产的补足要素。不会留下利润或者亏损存在的空间。使得利润产生的是这个事实:比其他人更准确地判断出未来市场价格的企业家,以过低的(从未来的市场状况的观点看)价格买进一些或者全部生产要素。其结果是,生产的总成本—包括支付给资本的利息—低于企业家卖出成品所收到的价钱。这个差额就是企业家利润。

另一方面,错误判断未来成品价格的企业家,会给与生产要素过高的价格(过高是从未来的市场状况的观点看)。他的生产总成本超越了他卖出的成品的价格。这个差额就是企业家亏损。

因此,利润与亏损产生于成功地(或者失败地)针对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生产活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一旦这种判断高度准确了,它们(利润与亏损)就会消失。补足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使得生产总成本会和成品价格相一致。利润与亏损之所以会一直存在仅仅是因为这个事实:经济数据不断地变动反复地导致了新的不一致,因此需要新的调整出现。

 

 

 

 

1、  利润与其他收益之间的差别

    论及利润与亏损性质的许多错误,是因为习惯性的把利润一词指代企业家全部的收入剩余。

    支付给资本使用的利息并不是利润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司的红利不是利润。它们是资本利息加上利润(或者减去亏损)。

    企业家在管理公司事务时,相当于市场上的劳动,他获得的是企业家的准工资(quasi-wages)而不是利润。

如果企业拥有一种可以赚取垄断价格的生产要素,它就能得到一个垄断的利得。如果这个企业是个公司,那么这样的利得就会使得公司红利增加。然而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

还有一些更要命的错误是那些由于混淆了企业家活动与技术革新、技术改良而造成的。

移除失调、不适应是企业家最本质的职能;这一点也许经常体现在这一事实中:新的技术方法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利用,而为了以最大可能使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它们(指“新技术方法的利用”)本该要达到此程度的。但是,情况并不必然总是如此。经济资料(data)的变动—尤其是消费者需求—可能需要的调整完全和技术创新、技术改善无关。仅仅通过在现有的生产设备上翻新全套设备却无任何生产技术方法上的改变,而增加产量的企业家,不亚于那些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生产方式的人。企业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试验新的技术方法,而且还要从许多种技术上可行的方法中挑选出最适量的供给、以最便宜的方式给与公众最迫切想要的东西。一种新技术的生产程序,是否迎合于这样的目的,企业家只在暂时说的算;最终,将由购买公众的行为来决定。问题并不在于:一个新的方法,是否被视为一种更为“讲究”的解决技术问题之法。而是:在给定的经济资料状况之下,它是否是一个能够以最便宜的方式供应给消费者的方法。

企业家的活动存在于做决策之中。他决定哪些生产要素将被使用。任何其他的企业家可能会做出的行为,对其企业家职能来说,只是偶然的、意外的。这一点是门外汉常常无法理解到的。他们混淆了企业家活动和工厂事务上的技术性行为、行政管理行为。在他们眼里,股东、承办人、投机商不是企业家,而雇佣的劳工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前者只是些侵吞了红利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虫。

如今,没有人敢宣称:没有劳动也可以生产。但是,没有资本财—过去生产的用于再生产的要素--也是无法进行生产的。这些资本财是稀缺的,也即是说,对于人想要生产的所有东西来说,它们是不足够的。因此,经济问题出现了: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使用资本财—只有那些能够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货物才应该生产出来。某种财货其生产所需要的要素被另一种公众需求不是那么强烈的财货的生产所占用—浪费—而这种财货是本应该被生产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这一点的是,决定把资本财配置到各种不同生产分支中的企业家职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将成为国家—强制、压迫的社会机构--的职责。社会主义的指挥者—他们缺乏经济核算的方法--能否履行这一职能并不是这篇文章所要处理的问题。

有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可以区分出企业家和非企业家。企业家是那些所利用资本的损耗发生率降临到他头上来的人。外行的经济学家也许会把利润和其他形式的收入搞混淆。然而,不可能认不出已用资本上的损耗的。

 

3、非盈利事务

    所谓的“市场民主制”体现在以下事实中:追逐利润的商人无条件地屈从于购买公众的最高权力。

非营利的组织,他们是独立自主的。在其可支配的资本财数量的限制内,他们是能够违抗公众意愿的。

一个特例是政府事务的行为,它是强制与压迫的社会机构,也即是,警察力量。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及其为改善生存的物质条件而作的努力成果不受侵犯,这一目标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有利于所有人的,也是社会合作及文明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它们无法以商品买卖的方式来交易;因而,在市场上,它们是没有价格的。对它们,没有任何经济计算可言。它们行为的成本无法对比于其产品获得的价格。如果受政府活动管理所委托的官员不受预算体制的约束的话,那么这种情势将使得他们变成不负责任的专制暴君。在这样一个体制内,管理人员被迫遵从详细的说明准则以服从其主权者的命令,无论他是自封为王的独裁者,还是由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人。对官员来说,受限制的资金为其指明了,支出只能用于主权者所要求的目的。因而,公共行政管理变成了官僚制度,也即是,依靠明确详细的规则和条例行事。

在没有利润和亏损的经营事业中,官僚管理是唯一可行的选择。【1】

 

注【1】对照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经济学研论》(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9),PP.306-07;《官僚制度》,(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4),pp.40-73.

 

4、市场的投票

 

消费者通过购买或者放弃购买,每天反复用此种选票选举着企业家。他们决定谁拥有和谁不得拥有,也决定着每个人拥有多少。

正如一个人的一切选择行为一样—选择公职人员,雇员,朋友,或者配偶—消费者的意愿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因此必然总是指向过去的。没有来自未来的经验。市场的选票提拔那些在即刻的过去中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人。然而,选择并非固定不变的,每个时刻都可更正。那些辜负了选民的当选者会很快降级。

消费者的每张选票只能把当选者的活动范围稍稍增加一点儿。为了达到顶级的企业家地位,他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反复胜利,获得非常多的选票。每一天他都要接受新的考验,服从新的选举。

他的继承者同样如此。只有反复再三的得到公众的部分认可,他们才得以保持其卓越地位。他们的地位是可以撤销的。如果他们保持住了,那并非因为其祖辈之能,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利用资本最好地去满足消费者。

在任何形而上学的意义下,企业家都既非完美的也非善的。他们的地位完全归因于这个事实:他们比其他人更适合于履行其职责。他们赚得利润并非因为他们精于此业,而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精明或者更不笨拙。他们并非完全精准的,也经常犯错。但是他们不易犯错,错失也比其他人少。没有人有权利指责企业家在其事务中犯下的过错,也没有人可以说,如果企业家们更灵巧、预知能力更强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得到更好的供应。假如爱抱怨的人知道更好的话,那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填补这一漏洞,抓住机会赚取利润呢?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做的。马后炮时所有蠢人都会显得明智。

一个流行的思路是这样子的:企业家赚取利润不仅仅是因为其他人在正确地预测未来市场状况时没有他们那么成功。他本人通过不生产那么多的物品来产生利润;要不是限制了其产量,那么该物品的供给就会非常多,以至于价格降低到扣除生产成本之后没有任何剩余收入的程度。这个推理思路是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学说的基础。这种说辞在前不久被美国政府所采纳,它指责钢铁企业:美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并没有大于其真实水平。

无疑的,那些从事钢铁生产的人并不需要为以下事实负责任:其他的人并没有加入该生产领域。如果部分政府当局授予了钢铁公司对钢铁生产的垄断权力的话,那么针对他们的指责将会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特权,那么给与这些工厂的指责,并不会比因为没有更好、更多的诗歌、音乐出产而指责该国的诗人、音乐家更为正当的了。如果因为自愿参加民兵防卫的人数不够多,而要责备某人的话,那么不应当指责那些加入民兵的人,而应该只责备那些没有参加民兵的人。

商品P的生产没有大于其实际上应该的数量,这个事实是因为:扩大生产所需要的补足要素在其他商品的生产中被使用着。在谈及P的供给不够多时,如果不是指:某些产品M,在其生产出现时,产生了太多数量,也即,浪费了稀缺的生产要素,那么这样的说辞(译注:指前面的“P的供给不够多”)不过是无聊的玄谈而已。我们可以假定,那些没有生产额外数量P却生产了过多数量M并因此而遭受亏损的企业家,并不是故意犯这样错误的。

P的生产者也不是有意要限制P的生产的。每一个企业家的资本都是有限的;他把资本用于那些他预期中将会满足公众最迫切需求、产生最大利润的生产计划中。

比如,一个拥有100个单位资本财的企业主,把50个单位用于P的生产,50个单位用于Q的生产。如果两者都是有利可图的,那么指责他没有使用更多的资本—比如75个单位--财用于P的生产就是非常诡异的。他只能通过相对地削减Q的生产才可以增加P的生产。然而,关于Q,爱发牢骚的人可以找到同样的缺陷。如果一个人因为企业家没有生产更多的P而责怪企业家的话,那么此君也必须因为没有生产更多的Q而骂他。这就意味着:某人因为生产要素是稀缺的、地球并非蓬莱仙境这个事实而指责企业家。

或者,爱发牢骚的人会以这样的立场来抗议:他认为P是必不可少的商品,比Q重要的多,因此,P的生产应当扩张,而Q的生产必须限制。如果其批评真的是这个意思,那么他的评价与消费者们有着分歧。他就拉下了他的面具而露出了自己独裁者的雄心抱负。生产不应该遵循公正的意思,而要凭着他自己的专断喜好。

但是如果我们的企业家生产Q却导致了亏损,很明显,他的过失在于其预见能力较差,这种过失并非有意的。

在一个市场—没有受到政府或者其他部门暴力干涉阻挠的—社会中,企业家行列的大门是向每一个人开放的。那些能够利用突发的商业机会的人,总是可以得到其所需要的资本的。因为市场上总是充满着资本家,他们迫切地为其资金寻找有前途的用途,他们搜寻着机敏聪慧的新手,他们和那些能够实现最有利计划的人成为合伙人。

人们总是未能认识到这一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资本财稀缺的意义及其影响。企业家的任务是:从众多技术上可行的计划中,挑选出那些可以满足公众尚待满足的最迫切欲望的计划。那些在实行时资本财不足够的计划必须被剔除。市场中总是挤满了那些提出不可行计划、难以运作的方案的空想者。正是这些梦想家们总是抱怨着:过于愚蠢以至于不能照拂到其自身利益的资本家们的盲目。当然地,投资者们在他们的投资选择中经常犯错。但是,这些错误恰好存在于这个事实中:他们选择了一个不适当的计划而没有选择那些可以满足购买公众更迫切需要的计划。

在评价创造性天才的作品时,人们总是非常悲剧性地犯错。只有一小部分有足够欣赏力的人,才给予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成就附上中肯的评价。这样的事儿也会发生:天才的同代人的忽视使得天才无法完成其作品,而如果他的同辈人显示出较佳判断的话,这些作品是会得到完工的。挑选出获奖诗歌和流行哲学家的方法无疑是非常可疑的。

然而,自由市场中的企业家的选择是不容质问的。消费者偏爱特定的物品,这也许会为来自哲学家判断的观点所做的批判敞开大门。但是价值判断必然总是个人的、主观的。消费者所选择的,按照其所想的,将会最好地满足他。没有人可以决定得了什么东西会使另一个人更幸福或者较少不幸福。摩托车、电视机、尼龙长袜的流行或许会受到来自“更高级的”观点的批评。然而,这些东西是人们要求的。他们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那些把质优价廉的货物提供给他们的企业家。

在各个不同政党之间选择时,在针对共和国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计划的选择时,绝大多数人是不甚了然地在黑暗中摸索。普通的选民缺乏洞察力,以甄别出哪些政策是适用于达到他的目的的,而哪些政策是不适当的。在对漫长的演绎推理链条进行考察时,他不知所措;这些推理构成了广泛的社会计划的哲学。他至多是对政策关系到的短期影响形成某些见解。在处理长期影响时他毫无头绪。基本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经常断言,大多数的决定是绝对可靠的。然而,在议会的多数否决他们的信条时,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他们拒绝给与人民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时,他们自食其言了(they belie their own words)。

但是在购买一件商品或者放弃购买时,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消费者对其即刻愿望最佳满足的渴望而已。,消费者并不是—像在政治选举的选民那样—在其影响只在后来才显现出来的手段之间进行选择。他在那些立即提供满足的东西之间选择。他的抉择是明确的。

企业家通过服务消费者而获得利润。人们只按照自己的意思,而不是遵循一些爱牢骚的人或者潜在独裁者的狂想。

 

5、利润与亏损的社会职能

利润从来不是正常的。他们只在失调的地方才出现:实际的生产和为了利用物质和精神资源最佳地满足公众愿望本应该做出的生产之间出现分歧时。它们(指“利润”)是给与移除失调的人的奖赏;一旦失调完全移除了,它们就消失。在虚构的均匀轮转的经济中是没有利润的。在那里,生产补足要素的价格总和(为时间偏好支付应当的贴水)将会和成品的价格一致。

先前的失调越大,那么移除它们赚得的利润越多。失调有时候也被称之为过度。但是,把“过度”一词应用于利润是不恰当的。

人们有“过多的利润”(即暴利)这个观点,是因为在企业中利润是伴随着资本的使用而赚得的,而且是按照资本的百分之多少来衡量利润的。在合伙人关系和公司中,在总利润中分派给个体合伙人和股东的份额时,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惯用的程序。这些人以不同程度的贡献促成了项目并根据其贡献的程度来分享利润与亏损。

然而,资本的使用并不会创造出利润与亏损。资本并不会像马克思所想的那样“产生利润”。资本财本身是死物,其自身并不能促成什么。如果按照好的点子去利用它们(指“资本”),利润就产生了。如果按照一个糟糕的点子去利用它们,就不会有利润,而亏损会产生。是企业家的决策创造了利润和亏损。利润最终的起源是精神的活动—企业家的头脑。利润是心智的产物,是成功地预测到未来市场状况的产物。它是一种精神的、智力活动的现象。

指责利润太多了,这种看法的荒谬尽显无遗。一个企业用数量c的资本去生产定量的产品P,P的卖价在超出成本量s后还有剩余,并最终出现了百分之n的利润。如果企业家的能力较差,他也许会需要2c数量的资本去生产同样数量的P。为了方便辩论的缘故,我们甚至可以忽略掉这个事实:生产的成本必然会增加,因为使用资本的利息翻倍了;我们可以假设:成本s仍然保持不变。但是,无论如何,s所相对的是2c而非c了,因此利润将会只有所用资本的百分之n/2。“暴利”将会下降到一个“公正”的水平。为什么?因为这个企业家是效率较低的,由于他的效率低下,使得他的同胞们失去了所有的利益;而如果有数量c的资本财用于其它商品的生产的话,他们本可获得这一益处的。

在以“暴利”污蔑利润时,在使用差别税惩罚有效率的企业家时,人们是在伤害他们自己。对利润征税就相当于对最好地服务公众而征税。所有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都是:利用生产要素尽可能最高地提供产出。一件物品的生产所需要的投入越少,那么越多的稀缺生产要素就可以留给其他物品的生产。但是,一名企业家在这方面越是成功,那么他收到的恶意中伤越多,而他的纳税也越多。增加每个单位产出的成本,这种浪费却被称赞为美德。这种完全未能理解生产任务和利润、亏损的性质与功能,最令人吃惊的表现体现在这个流行的迷信当中:认为利润是生产成本的附加物,其高度只是卖家随性而定。正是这种信念引导了政府去控制物价。同样的信念也驱使着许多政府在和承包商制定合同时,按照这样一个原则支付商品的价格:在生产耗费的成本之上,增加一个确定的百分比作为其剩余。其影响是:承包商得到的剩余越高的话,那么,他在避免过多的成本上越不成功。这类合同增大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开销。然而,官僚们—首要是那些服务于战时部门的经济学教授—吹嘘着他们足够精明,可以控制得了事态。

所有人—企业家和非企业家—都把利润看做是其他人所赚得的。妒忌是人的通病。人们不乐意承认这个事实:只要可以显现出和成功商人一样的预见和判断能力,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可以赚得利润的。他们的怨恨越是剧烈,那么潜意识中,他们对这一事实越是清楚。

要不是公众热心于那些成功企业家所出售的货物,那么就不会有利润。但正是这同一批竞购货物的人恶意中伤着生意人,把他的利润称为“不义之财”。

这种妒忌心态的语义表达在劳动收入及非劳动收入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它遍布于教科书、法律语言及行政程序当中。比如说,在纽约州官方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201条中,只含蓄地把那些雇员受收到津贴及其他所有非劳动所得的收入(这是由于从业的应用所产生的)称之为“赚得收入”。这种术语被一个共和党的州所使用,而该州的议会中共和党占着大多数。

只有在利润没有超过雇员所得的薪水时,舆论才会容忍利润。所有剩余都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而遭到拒斥。税收的目的是,按照赋税能力的原则,没收这些剩余。

当下,利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把资本的控制权转移到那些知道如何以最佳的方式使用它们(指资本)满足公众的人手中。一个人赚得的利润越多,那么他的财富也就越多,他在商业活动中拥有的影响力也就越大。消费者批准生产活动的方向给那些最适合服务他们的人,而利润与亏损正是消费者赖以完成此功能的工具。任何减少或者没收利润的行为都会损害这一功能。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使得消费者对生产过程的操控变得松懈。从老百姓的观点来看,那些经济上合算的机器设备变得效率较低、反应较差了。

妒火中烧的普通人,总是认为企业家的利润就好像是全部被消费掉了似的。自然,利润中的一部分被消费掉。但是,只有那些把他们收入中的一小点儿用于消费,而把绝大部分用于再投资的企业家才可以在商界取得财富及影响力。使得小买卖变成大生意的并不是花费,而是储蓄和资本的积累。

 

 

 

6、在进步经济和退步经济中的利润及亏损

我们称为静止经济的是这样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额及个人的财富保持不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当中,消费者在购买某些货物中多花费的一定会等于他们在另一些货物上少花费的。部分企业家所赚得的利润总数等于其他的企业家遭受亏损的总额。

赚得利润的总额超过所有亏损而有剩余,这只会发生在进步的经济中;在这样一个经济中,人均资本额是增加的。这种增加是储蓄的结果,储蓄在以前已有的可用量之上,添加了新的资本财。可用资本的增加产生了不协调;因为它使得实际的生产状况和额外资本导致的可能的生产状况出现了不一致。多亏了新增的资本的出现,某些过去无法执行的计划现在变得可行了。在指导新资本进入到那些过去未能满足的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渠道这一过程时,企业家赚得的利润并不会被其他企业家遭受的亏损抵消掉。

新增资本财带来的好处只有一部分流向创造这些储蓄的人。其余的好处流向工资及薪水的赚取者(由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及随之而来的工资率的提升)和土地的拥有人(由于特定原材料及食品材料价格的上升),并最终流向那些把新增资本整合到最经济的生产程序中的企业家手中。但是,工资赚取者及土地所有人的增益是永久的,而企业家的利润在此次整合之后就会消失。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企业家的利润是个永久性的现象仅仅归因于这个事实:不断出现的不协调由于利润的赚取而消失。

为了辩论缘故,让我们采取“国民收入”这个在流行的经济学中被使用的概念。那么,很明显地,在一个静止的的经济当中,国民收入不会有任何利润。只有在一个进步的经济中,总利润超过总亏损之上才会有一个剩余。流行的信念认为:利润是从工人及消费者收入中扣除下来的,这个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非要把“扣除”应用于这件事上,那么我们就只能这样说:利润超过亏损的剩余及工资赚取者、地主的增益,是从那些储蓄从而产生新增资本财的人的利得中“扣除”下来的。他们的储蓄是经济改善的传播剂,是这些储蓄使得技术上的创新得到应用,是这些储蓄提高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正是企业家的活动使得新增的额外资本得到最经济的利用。只要他们不储蓄,那么工人和地主都不能促成那种被称之为经济发展、经济进步的情形出现。他们的收益,一方面归因于其他人的储蓄所创造的额外资本,另一方面归因于企业家的活动指导着这一新增的资本投入到满足最迫切需要的方向。退步的经济是这样的,在其中人均资本投入减少了。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企业家带来的亏损总量超过了其他企业家赚得的利润总量。

 

 

7、利润和亏损的计算

利润与亏损的人类行为范畴(praxeological categories)的根源是心理质量,而不能归结为任何在数量方面上对人际关系的描述。他们是密集的程度(intensive magnitudes)。目的实现的价值和应用手段到达目的的价值之间的差异,如果是正的,那么就有是利润,如果是负的,那么就是亏损。

如果存在社会努力、合作分工及生产手段私有制的话,那么以货币为单位的经济计算就变得可行且必不可少的。利润和亏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可以计算的。当然,利润与亏损的心理现象—从他们的最终起源—仍然是不可计算的密集程度。

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企业家的利润及亏损是由算术运算所算得的,这个事实误导了许多人。他们未能看到本质的一点:参与到经济计算的是来自企业家对未来市场状况特定理解的估计。他们以为这样的计算通用于调查与核实,或者认为可以由一个公正无私的专家来变动一下。他们忽视了这个事实:这样的计算通常是企业家(对未来不确定状况进行)投机性预测的内在固有的一部分。

对于本文的任务,它能够指出成本会计的问题之一。成本账单里其中的一项就是,确立为获得(通常称之为)耐用生产设备而支付的价格及其现值之间的差额。这个现值就是,该设备为未来收益作出的贡献的货币等额数量。关于未来市场状况和这些收益的高度,是没有确定的。它们只能被企业家所作出的投机性预测所决定。找个专家来,用其专断的判断去代替企业家,这是荒谬可笑的。只要专家可以不为一个犯下的错误所影响,那么他就是事不关己的。但是,企业家是在拿他自己的物质福利来赌。(But the entrepreneur exposes his own material well-being.)

当然,法律规定了它称之为利润和亏损的数量。但是这些数量(magnitude)不能等同于的经济学概念的利润和亏损,千万不能混淆了它们。如果一个税法把某个数量称为利润,那么实际上它就决定了应收税款的高度。它把这个数量称为利润是因为它想在公众的心目中为税收政策而正名。如果立法者遗漏利润这一项,而仅仅是标示出应收税款的计算的基础,那么这将会是更适当的。

为了增加直接的政府收入,税法的趋势是,尽可能高的计算他们称之为利润的东西。然而,也有其他的有此倾向的税收发条,它们限制着被称之为利润的数量。许多国家的商务法典(过去和现在)受到保护债权者权利的努力所指引。为了防止企业家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企业或者公司里撤回资金,以损害到债权人,它们(商务法典)限制着他们称之为利润的东西。正是这些趋势—它们在商业惯例的发展中大起作用—影响着习惯上折旧配额的高度。

今天,无须仔细探究通货膨胀情况下,经济计算被扭曲的问题了。所有人都了解到虚假利润的现象,这只是我们这个大通胀时代的枝节罢了。

在习惯上计算利润的方法中,未能理解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点肇始于现代的“暴利”概念。如果一个企业家的盈亏报表上显示出他人认为“过度的” (以快速的通货膨胀之下的通货而计算的)利润,那么他就被称为“牟取暴利”。在很多国家,经常有这种事儿发生:那些呈现出暴利的营业损益表,如果以没有膨胀或者较少膨胀的通货来计算的话,就会显示出不仅没有盈利甚至有相当的亏损。

即使是出于辩论的缘由,我们忽略掉仅仅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虚假利润的现象,很明显的,“牟取暴利”一词也只是一种随意专断的价值判断的表现。除了审查者个人的妒忌与怨恨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用的标准可以区别出牟取暴利和赚取正当合理的利润。

奇怪的是,一位知名的逻辑学家--已故的L.Susan Stebbing--完全未能理解到这一点。Stebbing教授把“牟取暴利”的概念和那种认为(在两个极端间画不出明显界限的)性质上有着明白区别的概念等同起来。她声称,过度利润(或者暴利)和“合理的利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清楚地,尽管并不是一个鲜明的区别。【2】目前,只有在有关的立法行为中,把“过度利润”这一术语界定为使用其的上下文语境里,这种区别才是清楚明白的。然而,这并非Stebbing心中所想的。她明确地强调了,这种法律定义是“为了实际上管理的效果而以随意、武断的方式”制定的。她在使用“合理的”这一术语时,完全没有考虑到法律法规及它们的定义。但是,不考虑任何(从那些在讨论中就被视作合情合理的东西的角度来看的)标准时,是否能够应用“合理的”这一措词呢?除了个人的价值判断之外,难道还有任何其他的标准可以区别出牟取暴利和合理的利润吗?

【2】参看L.Susan Stebbing, 《Thinking to Some Purpose》(New York:Pelican Books,1939,)pp.185-87.

 

Stebbing教授所用的是老辈逻辑学家的“秃头悖论”(acervus and calvus,译注:指一种诡辩推理悖论,Google一下)。许多词语是模糊不清的,在用于形容时,适用于不同程度的意思。在秃头和非秃头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鲜明的界限。不可能精确地定义秃头的概念。然而,Stebbing教授未能注意到的是,人们据以区分出秃头与非秃头的特征并不是可以精确定义出来的。一个人头上有否头发。这是一个清楚明白、没有歧义的特征,这一区别是建立在所观察到、表达出的关于存在与否的命题所确立的。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只存在于由非秃头到秃头的那个过度点上。关于这一点的所在,人们可能会不一致。然而,人们的不一致是存在于关于秃头一词的明确意思的习惯含义上的。其中并没意涵着价值判断。自然,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不一致是由偏见所导致的。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像“秃头”这种词语的含糊性,和不明确的数字和代词的意义是一样的。出于人与人之间日常交流的目的,语言需要这样一些词汇;如果以精确的算术数量去定义的话,将会是非常麻烦、累赘的。逻辑学家试图把这些词汇(它们的模糊性是有意为之的、服务于一定目的的)附上明确的数字将会是大错特错的。对于一个计划去西雅图旅游的人来说,“西雅图这个城市有很多旅馆”这一信息就已经足够了。一个计划在西雅图举行会议的委员会需要关于“西雅图旅馆床位数量”的精确信息。Stebbing教授的错误在于,把存在命题和价值判断搞混了。她对经济问题的不熟悉—尽管在其他方面她有许多极有价值的著述--使得她误入歧途。她本不应该在一个她所较为熟知的领域犯下这样的错误。她本不应该声称,在一个作家的“合理的版税”和“不合理的版税”之间有着一个鲜明的区别。她本应该理解到,版税的高度取决于公众对一本书的评判,而一个批评版税高度的观察者只不过是表达了他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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